若說台灣的新聞節目僅僅是一場實境秀，或許言過其實，但千萬不要輕易相信你眼前看見的事物。你看見的很可能是一個劇場：虛擬的剪刀穿梭，由細線操縱的人物演出預先決定的腳本。最糟糕的是，這場戲的導演不知道自己想呈現什麼。

 

任何一個略具懷疑精神的觀眾，可能都曾經對新聞報導的可信度感到不安。但我們卻生活在這樣堪稱奇幻的景象裡：接近百分之一百的電視覆蓋率、七家新聞電視台、一百個有線電視頻道、兩百個廣播電台、兩千多份報紙、和四千份以上的雜誌（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資訊網），擠在只有兩千三百萬人的小島上。這意味著我們正在經歷一些不可思議的世界之最：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新聞頻道，以及全世界密度最高的SNG車。

 

或許台灣人很難想像，遠比台灣幅員更為廣大的美國只有三個純新聞電視台，英國也是三個，日本則是一個也沒有。必須負擔高額衛星轉播費用的SNG車無論在哪都是稀有的資源，但對台灣來說則不然：兩千三百萬的人口便擁有八十二台SNG轉播車，遠遠超過日本1.2億人�71輛、香港700萬人�1輛、韓國4800萬人�40輛、印度10億人�300輛。

 

「資訊爆炸」這個詞套用在台灣現今的景況上，或許根本不是一個誇飾的說法；但令人失望的是，極度的競爭並沒有帶來更好的品質。新聞造假時有所聞，腳尾飯事件、總統大選轉播灌票等前例使人們質疑自己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東西。在這樣的氣氛下，批評媒體似乎是一件輕鬆容易而且政治正確的事情。然而到底是什麼讓我們陷入如今的處境？

 

謊言製造者

 

「為了收視率」，傳播媒體堂而皇之地生產謊言，而且很快就原諒了自己。某些媒體從業者認為，說謊是生存的必要之惡。我曾親耳聽到某新聞台某位組長在一堂擠滿新聞所學生的演講課上，滔滔不絕地解釋，2004總統大選轉播時灌票灌到爆表不是他們的錯。「因為跟其他電視台比起來，我們灌得不算最多」、「收視率很現實，你數字跳得不夠快，觀眾就轉台了。」

 

「我們沒有錯，因為大家都這麼做」、「我們沒有錯，因為觀眾愛看，我們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這樣的邏輯是傳播媒體界最常使用的辯護，而這背後的潛台詞便是：「為什麼我們媒體說謊？因為你們消費者喜歡被騙」。這基本上是一種雞生蛋、蛋生雞的論證，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究竟是媒體內容決定了觀眾的品味，還是觀眾的品味決定了媒體內容。這樣的觀點或許落實了某些學術理論對大眾文化的看法：「市場性」與「商業化」對任何文化而言都是一場悲劇；因為普羅大眾（也就是消費者）傾向於接受庸俗的產品和訊息，如此最終將導致高雅文化的式微。

 

或許我們應該先拋開悲觀又高傲的理論家，先來看看為何媒體工作者會如此輕易原諒自己的謊言：跟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許多媒體工作者剛從學校畢業時都充滿理想，但進入職場後卻要處理各種不得不妥協的情況。起初他們很惶恐，但日子一久便逐漸麻痺，一點一點撕去自己理想的表皮，學會面對最不願意接受的真相。

 

我有一位朋友在電視台擔任外電新聞編譯剪輯的工作。她的主管不停退掉關於戰爭跟國際情勢的稿件，「給我刺激的畫面！給我有趣的東西！」她被要求搜尋關於中國生出三隻腳的雞、或者落雷擊斃伊朗的一群羊這樣的新聞，更不斷被要求剪輯出造假的精彩刺激畫面。有些新聞僅僅來自一則簡短的外電，要是沒有畫面怎麼辦？主管告訴她：「去捏造它。」最後，觀眾看見的是波灣戰爭的爆炸畫面，配上內蒙草原的羊群，但旁白朗朗訴說著：「今天伊朗某處高原的羊群意外遭落雷擊斃」。這就是一個記者如何變成謊言製造者的過程；她知道「應該」報導更重要或更有意義的事情，但是她的主管認為那不夠「有趣」，不足以吸引觀眾的目光。

 

某些任職主播的朋友碰上「假Live」已是家常便飯，這跟我們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SNG轉播車息息相關。因為SNG租用時段的價錢是固定的，雇主或多或少都有一種「不用白不用」的心情。為了讓租金發揮最大效益，因此什麼事情都可以SNG一下，但台灣就這麼點大，真正值得SNG的事情不多。此外記者的人力也有限；許多看似光鮮亮麗的主播平時都兼任記者，因此「差點播報到自己SNG的新聞片段」（也就是人分明在棚內報新聞，SNG畫面卻出現同一個人在新聞現場進行採訪）這樣的荒謬事情屢見不鮮。

 

謠言愛好者

   

媒體製造謊言，但他們總是辯稱這只是投民眾所好；言下之意，謊言的發生乃是因為接收訊息的人們「喜歡謠言」，而媒體迫於生計只好降格屈就。但真的是這樣嗎？許多媒體學者試圖分析謊言與謠言一再循環、交互生產的「理由」，卻似乎徒勞無功。有人從歷史跟社會政策的角度提出解釋，認為台灣因為解嚴後廣發執照，搖身成為全世界新聞頻道密度最高的國家；但因分割過於瑣細與惡性競爭，導致媒體傾向於報導無意義的細節，甚至捏造錯誤的報導只為追求聳動。另一些學者則從廣告利潤以及AC尼爾森節目收視率計算方式的問題出發，提出在台灣這種「微收視化」（頻道過多，因此超過2％即為高收視節目）的環境下，收視率的起伏往往沒有統計上的意義，其變動恐怕只來自統計誤差；不過媒體營業者卻被這些上下跳動的數字決定走向，因為這決定了廣告的收益。此外，大部分國家的收視率都以一小時為計算單位，但在台灣竟然是一分鐘──這意味著越是驚嚇觀眾（觀眾不見得是被內容的精彩所吸引，而可能是被內容的低劣嚇壞了；這段來不及轉台的停留時間，也被計算在內）的內容，越能製造所謂的高瞬間收視。

 

諸如此類的評論或多或少都對媒體跟觀眾的素質皆感到悲觀。好像必須由政府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不能期待媒體的自律，或者收視觀眾的覺醒。媒體改革運動喊得聲嘶力竭，但是沒有收到什麼效果。一切看起來是這麼的向下沈淪、不可動搖。悲觀的理論家似乎又再度驗證了他們的真知灼見。

 

想像的觀眾

 

但我們想問：觀眾是否真的想要這些？如果是，為什麼台灣人民要屈就於如此的媒體品質？這真的是所謂「國民素質」的問題嗎？「國民素質」到底是什麼？這個詞彙中的「國民」難道不包括你跟我嗎？或許任何關於「觀眾品味」的假設充其量都只是栩栩如生的想像；無論媒體或批評家，都在捏塑一群「彷彿與自己無關」的「品味低俗者」的生活，藉此否認自己與這團龐大的混亂有關。既然跟自己無關，當然就不知道該怎麼改變，因為這不是屬於你我的生活、是不知道哪來一群（叫做「觀眾」的）人造成的。這群觀眾面目模糊，但是無知嗜血、喜怒無常；「他們」害得「我們」不能播報有意義、不作假的新聞。

 

看到這裡你可以得知，其實我們任何一個人都無法自外於這個奇幻的場景，因為事實上我們就是這個場景的一部分。我們常看到小吃攤或者各種屬於庶民大眾的場合播送新聞頻道節目；搭上計程車，司機開口與你攀談的內容也是關於新聞時事。誇大瑣碎的新聞頻道與節目或許不只是一時政策的錯誤，而是來自於台灣民眾的某種「生活態度」：人們時時想要透過新聞跟社會產生「想像的連結」，也藉此作為和其他人聊天的「談資」。或許過去漫長的專制時期，以及對地下電台等媒體的打壓，讓台灣人對於這類需求特別敏感跟強烈。

 

幻想解放

 

我們真的喜歡謠言跟謊言嗎？其實我們喜歡的可能不是虛偽的訊息本身，而是那些不可思議的新聞與故事帶給我們的「幻想解放」。難以親近的理論家或許說對了一件事：幻想並不是與真實對立的相斥概念，而是扭轉真實的「通道」。它曲折地說出人們想要但不敢要、害怕而不敢面對的事物。人們期待媒體呈現的景象，往往是自身幻想的產物；變形怪物到地球毀滅等禍害災難的駭人影像，其實都是人們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恐懼。幻想之所以能帶來解放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與現實「長得很像」但又「有點不一樣」，讓我們身歷其境地體驗即將脫軌的另一個奇異世界，又隨時可以抽離這個情境，不會真的遭遇危險。充滿謠言跟刺激的獵奇新聞剛好滿足這樣的需求，讓我們有限度地經歷了一場冒險--他人的冒險。

 

因此，並不是像某些媒體改革團體呼籲的那樣，大家都轉到新知頻道、公共電視、大愛台就可以解決新聞節目品質惡劣的問題；因為這不是單純的「品味選擇」，而是涉及漫長歷史背景，文化因素跟心理機制的「生存處境」。我們應該做的，是正視台灣人對新聞媒介的依賴，而不是輕易地做出簡略的道德判斷。瞭解人們來自歷史、來自文化層層積累的心理需求，才有改變的可能。

 

關不掉的電視機

 

媒體與新聞是台灣人日常生活的「真實需求」，但有這樣的需求存在，並不意味著它細部的內容就一定不能改變；當然也不意味著我們注定只能看電視台揣摩上意之後粗製濫造的節目。為什麼我們吃肉羹麵配燙青菜時一定要看電視？又為什麼大家覺得，看電視的意思就是看新聞？我們可以稍稍改變這樣的生活模式嗎？如果我們整體社會生活的其他面向變得更令人滿意，如果我們真的有機會接觸、甚至創造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或許就無需依賴這些品質差強人意的新聞。不論何時，改變都是可能的，但它決不會憑空發生；而改變的第一步，或許就是從認識電視機何以對你說謊開始。

 

▲本文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第64期 October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