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待落實的媒體公共化

 

台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民主化過程，雖已符合杭廷頓的「成熟民主國家」條件說法，且朝著堅守維護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多元包容等的核心價值大步邁進，然而在政黨輪政時期，不論是轉型正義、黨政軍退出媒體，或解構政、商、媒勾串，甚或涉及國安的境外投資媒體，乃至媒體公共化（或如「公共新聞」運動）等等，均未能落實諸多改革進步理念，有待持續努力。

 

而此主要亦在吾人處境特殊，黨國遺緒未除，相關民主化的律法規範又未臻理想，導致如中央通訊社、中央電台等媒體「公共化」不足，頻在政黨輪替時發生爭議，如今連以兒童少年專業著稱的國語日報，亦難倖免，在在值得省思探討。

 

近來文化部提出涉及媒體未來發展的「公共媒體法」，或NCC今年7月間提出的《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媒多法）草案等等，都是值得朝野各方正視的要務之一，自須群策群力，多管齊下，以開啟台灣媒體發展的新境！

 

媒體公共化並非新的觀念，在我執行台灣新生報民營化時期，即有在美的傳播學者向官方提議，惜未為高層接受，致新生報後來仍輾轉成為黨營報紙的「轉投資」紙媒。如今隔近20年又有國語日報因董事改選引發爭議，剛好我曾是該報的作者之一（出版「世界最神祕的地方e爺爺講南極故事」。註：當年隨「海功號」首航南冰洋採訪紀實，重新編寫），多少了解一些情況，而社會亦有許多仁智互見的討論，是進步可喜的現象。

 

其實，台灣媒體的生存發展，最大的無奈，來自「金權的共犯結構」的複雜性，很難斷根，且有2.0、3.0…版。就像台灣固改變了黨國體制，促使「黨政軍」退出媒體（未盡理想）；然民主化又不離選舉和政黨政治，資本主義的抬頭導致媒體市場化，使政商（金、權）介入媒體更深，現猶擴及網路世界，先進民主國家亦然；諸此，自易肇致台灣媒體環境惡化（復有「中國因素」），江河日下，亦使新聞人不易安身立命，遑言理想抱負！

 

國語日報公共化的利基

 

所謂的「公共化」，另一角度觀之，亦為一種不得已的「務實」轉型，或兩權相害取輕的一種權宜性手段，至少能在時下經濟困窘，保障新聞人的生活和權益，並能維護新聞媒體的核心價值及自主性。爾後，才能本立而道生，此當亦是時勢使然。否則空談理想，無異紙上談兵，無補予時艱。
 

所以，當有人提議國語日報納入「公共媒體」體系時（中央社、央廣亦然），仍有人質疑會淪為政黨輪替時的鬥爭工具。其實不然，至少目前的國語日報資產大於負債，有利「轉型」，光是台北市福州街的社址，便屬於黃金地段，市場預估新、舊大樓的開發利益合計約新台幣90億，比起都更前，地價更增值一倍。

 

另如出版的兒童書籍和辭典，或開設給不同人學習的語文、作文課程（亦有供外國人學習中文的語文班），還有才藝班等，增加營收不少，亦挹注報紙營運部分的虧損，其周邊利益今後若能有效開發利用，十分可觀。而國語日報在1999年已進行全面資訊化，短短時間內就架設官網並邁向數位學習，並已著手系統虛擬化，併用VMware和Microsoft Hyper-V兩套環境，目前虛擬化比例已經超過90%，追上了數位化的主流浪潮，前景頗有可為。

 

借鏡英國《衛報》

 

復次，英美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泰半靠媒體經營者的徹悟，或視為一種志業，或有理想抱負，有的願將家產捐移信託基金，將媒體「公共化」；像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堪為「公共化」的典範之一。

 

1936年，《衛報》的經營者C.P.Scott及Edward Scott兩位老闆相繼過逝後，接任的John Scott英國為了避免龐大的遺產稅，並期盼能維繫新聞獨立性與商業經營，於是將公司所有的股權轉移設立「史考特信託基金會」。而這個信託管理，是包括史考特Scott家族、員工和外部成員，員工則佔了大多數。

 

但基金會並不干預《衛報》的編採獨立運作編採獨立自主，例如近年採訪媒體大亨梅鐸媒體集團醜聞，或美國「稜鏡」計畫醜聞等，聲名大噪；並在營運上仍能保有一定程度的獲利，洵為不易。截至2016年《衛報》每天印行16萬2000份，加上線上讀者，亦排名世界第5大線上報（每天約有900萬英國人及4260萬全球讀者），對英國民主的貢獻與世界的影響顯著。更重要的是，在英國逐漸右傾的媒體環境中，《衛報》仍然維持社會的異議之聲。

 

（本文原刊於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傳媒與教育》電子報448期，經作者授權刊載於兒少新聞妙捕手）

從國語日報事件談媒體公共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