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侷限的視角、被扭曲的視野

「逼少女吃毒，只因嫉妒其美貌！」、「七名男子藏匿少女於小屋，同居生活不忍直視！」、「昏迷女子遭親吻，男子竟稱『真愛』？！」。這些聳動的標題似乎令人感到習以為常，如果新聞標題不夠浮誇、吸睛，似乎就稱不上是一則好新聞。然而這三則標題，都是請AI以童話故事《白雪公主》的劇情所生成。會以童話故事作為範本，就是希望能夠以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點出事件脈絡如何遭到片段化，甚至誇大、扭曲，影響閱聽人在最初所形成的價值判斷。

「真假」一詞的本意，在中文裡應該是真實與虛假的綜合概念，意旨對於一件事物、言論或資訊的真實性的質疑，在做出明確判斷前的存疑。然而如今卻成了流行用語，透過「真假？」來表達驚訝的情緒，其中卻不帶有對真實性的求證、求真，只有對趣味性的評論。而這，也反應了當代社會大眾在閱聽媒體報導時的普遍態度，「眼見為憑」。只是，我們所眼見的，是經過媒體篩選、精簡與潤飾過後的訊息，不論其中的觀點如何，我們的「視角」都已經被決定了。

——莫莫尼

作為一名更生少年，如今從受助者轉為助人者的我，深知社福機構與助人工作者在我人生轉折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若沒有他們的支持，我未必能挺過那段青春風暴期。當生活逐漸穩定後，過去曾協助過我的社工與機構開始邀請我接受採訪。而這些機構對我發出的邀請，我幾乎來者不拒。可能是基於對機構的感謝與虧欠，同時也理解非營利組織除了提供持續且良好的服務，還必須面對財務、人力、行銷、責信等各方面的挑戰。與媒體保持良好互動、提升社會能見度，是這些組織持續倡議與募資的重要方式。

過去四年來，在社工與機構的引薦下，我接受過多次媒體採訪，報導多聚焦在少年觸法的主題。我總會盡可能排出時間，準備好符合訪綱的內容，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歷程。不是為了洗白，更不是為了脫罪，而是身為曾經的加害者，我對被害人懷有深刻的愧疚，更不希望社會上再出現與我相似的少年。所以我願意站出來，不僅回應社工與機構的需要，也希望能以自身經歷勸世，並讓這些故事傳遞到少年身邊重要他人的眼中。

——阿富

故事需要曲折，報導需要趨真

我們在學習如何進行社會倡議的過程，常會提到「三幕劇」的敘事手法，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故事中有一段衝突、對立的轉折，來讓故事有所起伏，並從中帶出我們想要訴說的觀點。少年事件、社會案件乃至時事新聞，也不乏有這樣的敘事手法。通常報導中會有一個「極端可惡的少年」，以及「極其無辜的受害者」，透過製造衝突、引起情緒共鳴，來留住閱聽人的眼光。但我想，倡議與媒體報導的目的是不太相同的。倡議必然會有其背後的價值觀點呈現，好讓不同的聲音得以傳遞出去，製造對話的可能；報導則應該盡可能呈現客觀與中立的事實，讓閱聽人得以獲取正確的資訊，而並非過多的情緒。

蘇格拉底曾說過：「無人自願為惡。」這個惡指的是無益處，而善就相對是有益處。當情緒被渲染，再加上鮮明的道德批判，社會也在被不斷地分化、對立。我們只能看見一個人做了什麼（what）以及他有多可惡（how），卻很難去理解究竟他發生了什麼，為何（why）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民主社會的核心應該是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經過對話，共同討論「我們如何共同生活？如何相互對待？」我常在想，這個「我們」是不是也包含『我們』（這些曾觸法的少年），一如每次少年事件發生第一個遭到檢討的社會安全網，那個安全網是為了接住我們這些走偏了的少年，還是要捉住我們這些造成社會不安的亂源。

製造衝突與對立，確實能夠增加一個事件的可看性，然而當這樣的衝突與對立蔓延至社會上不同的人群間，似乎就形成了不同的群體在爭搶這片應該共同生活的土地。社會大眾在刻板印象、標籤的濾鏡下，很難願意甚至能夠理解這些少年走到今天這步田地的來時路；而作為少年，也更容易強化自己身上的印象與標籤，看不見轉變的可能，認為自己就是他人口中的這副模樣。社會對立的產生，將我們這些曾經觸法的少年歸類成某個群體，那些既定印象就像揮之不去的夢魘，提醒著我們即使改變，也不屬於這個社會。

——莫莫尼

只看到犯罪，看不見改變

當初收到這個主題的邀稿，第一時間湧上的情緒是委屈，或許說來有些矯情，但那確實是我最真實的反應。在幾次的採訪經驗中，我逐漸察覺報導呈現的失衡。我曾接受某新聞平台的專訪，原訂安排從少年事件發生、被捕、處遇、進入戒癮機構後的學習轉變與更生歷程，甚至包含我目前作為生活輔導員、參與社會倡議的角色轉變。然而，最終剪輯播出時，畫面與文字幾乎全聚焦在我過去如何詐欺、犯案金額與手法，以及所謂的良心不安，原先鋪陳的那些，關於我的掙扎或社工與機構的努力，被很大程度的淡化。

看到這樣的報導呈現，我不禁想「媒體是否真的有意識到他們報導方式所帶來的長期社會影響？」如果我們只把少年犯罪當作標籤或警示，而不呈現更多預防與治療的面向，社會又該如何接住下一個迷途的少年？我們不是應該揭露系統如何運作、改變如何可能、支持可以從哪裡開始嗎？在少年司法中，我們談的是「處遇而非懲罰」、「修復而非報復」。但如果媒體在報導中只看見「犯罪的少年」，卻看不見「正在轉變的少年」，這樣的報導反而強化了社會的恐懼與排斥，削弱了更生少年的復歸之路。

沒有人一出生就立志當壞人，我想所有的司法少年會觸法，與環境及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當然，在成長過程中隨著逐漸成熟，開始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但媒體與社會輿論，好像只著重在少年的個人選擇應負的責任，鮮少有媒體與大眾願意去探究少年早期經驗與不利因素所造成的選擇限制。當媒體在報導司法少年議題時，往往處於兩難的張力中，一方面承載著社會對「公共安全」的焦慮與責任，另一方面又具有潛在的社會教育與倡導功能。然而，就我自己的經驗，多數媒體仍停留在標籤化與情緒煽動的敘事方式，而忽略了背後結構性與系統性的理解。

——阿富

真正的預防是接住每一個跌倒的人

基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保護少年的精神，少年事件的偵辦、調查與審理並不公開。檢警乃至法院，基於不公開原則無法陳述有關案件的訊息，也因此，能夠發聲的往往都是另一方，以及能夠選擇如何呈現訊息的媒體本身。然而事件的呈現變得單方面，我們的聲音在輿論撻伐中被淹沒、噤聲。

——莫莫尼

也有一些讓我感到被尊重、被理解的採訪經驗。前置階段，團隊不只與我及機構社工多次溝通，也花時間實地了解我的生長脈絡與接受的服務歷程。在報導中記錄了我的生活，讓觀眾理解司法少年曾歷經怎樣的家庭破碎、社會排擠，以及如何一步步在支持中學習自律與人際互動。儘管過去有些讓我感到被消費、刻意簡化，甚至被攻擊的報導呈現，但我仍相信媒體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

當以「社會排斥」作為回應少年觸法行為的主要手段，表面上看似是在維護秩序、捍衛公共安全，實則卻是在製造一個更不安、更破碎的社會環境。被排除的少年，不會因此學會反省，而是更容易陷入被敵視與無力感交織的絕望之中。學校拒絕接納、過去成為求職路上的絆腳石、鄰里眼光無所不在地監視，我們逐漸失去「能變好」的機會，也失去「想變好」的動力。從未真正被接住、被看見的經驗，學會的是如何與社會對立，而不是如何與社會對話。

支持與理解不是縱容，而是最深層的預防。每一個跌倒的孩子都有再站起來的機會，每一段偏離正軌的路徑都有被接納與轉向的空間。當社會願意真正「看見人」，而不只是「辨識風險」，我們才能打造出一個讓少年願意歸屬、也值得他們努力留下的社會。

——阿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