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性別新聞回顧（中）──性別暴力篇

作者：queerology作者V太太

時值農曆年，又到了我含著眼淚咬著牙，跟大家一起來回顧前一年重要的性別相關新聞的時刻了。2017年依舊是風起雲湧鬼打牆的一年，這次的回顧中，我將不就個別事件作太詳細的說明，而是把文章分成幾個大類別，綜合性地陳述一下（對我個人來說）意義比較重大的事件，以及它們所帶給我的感受或反思。

→上篇請見：2017 性別新聞回顧（上）──同志與性別教育篇

這兩年，由於幾個引起眾多社會關注的案件（例如2016年的輔大案），加上國際輿論的趨勢，性別暴力成為台灣媒體和社群網站上時常可見的關鍵字。而在2017年中，多起事件也再次在台灣社會掀起一波又一波激烈的討論。

所謂性別暴力，指的是受害者因為自身的性別、性別氣質、性傾向而受到暴力對待，包括肢體、情緒、言語、經濟和性暴力等類型。性別暴力的受害者雖然多以女性為主，但卻不僅限於女性，也不僅僅發生在異性戀之間；這些暴力可以是針對個人，也可以是針對一個集體（例如針對同性戀者的仇恨言論）；而性別暴力的行為人（或是加害者）或和受害人之間的關係也不盡相同，可能是陌生人、友人、家人，或是親密伴侶。

促成性別暴力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性別權力的不對等，以及在這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行為人展現支配和控制地位的慾望。換言之，遭受暴力對待的個人，是因為他們作為一個「集體」當中的一份子，在現行的社會結構和規範下處在一個相對弱勢、沒有權力的位置，所以受到壓迫與箝制。因此，如果要解決性別暴力的問題，也不可能只從個人層面下手，而必須徹底檢討整體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各種性別規範如何為特定的掌權者服務。

2017年，談到性別暴力，多數人第一個想到的關鍵字恐怕都是「房思琪」。2月，作家林奕含所著、在扉頁寫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描述13歲的女孩房思琪，如何被自己崇拜的補習班老師侵犯、如何開啟了這樣一場「初戀」，又如何在這場「愛情」中消亡。令人震驚的內容，加上作家本身的話題性，頓時大家都在問，房思琪是誰？

討論在2017年4月，林奕含自殺逝世之後達到巔峰。在文本與現實之中，有人對所謂「狼師」大力撻伐，有人認為應該對年輕女性（或所有女性）提供更好的保護；有人提出「權勢性交」的邪惡，以及擺脫性暴力的困難，有人則指出應該對這些處於權力之位者給予更嚴格的管制；有人呼籲我們的社會應該要更重視性暴力議題，也有人提醒我們不應該在關懷性暴力議題的同時，過分把女性脆弱化，或是把性妖魔化。

老實說，房思琪不是第一個性暴力的受害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與其試圖透過這樣一個案例，拍板找出一組可以套用到所有的性暴力事件的規則，或是「解決方法」，我以為房思琪的故事給我們更重要的提醒是，我們必須看見性暴力的幽微與複雜。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就此放棄理解，更不是為了任何暴力解套；相反地，這應該賦予我們更多的動機，去覺察、理解、探索暴力的呈現方式、當事人的堅強與脆弱、行為人的個人責任和社會結構的影響，以及性、暴力、性別規範、社會情境等因素又如何分別影響當事人和旁觀者看待、處理性暴力的態度跟方式。

性別暴力是一個個人和結構交織的結果。這表示，我們在對行為人究責時必須理解，這些暴力是在哪樣的社會結構下被養成甚至是默許的；在提出協助或解方時，也要看見不同當事人不同的樣貌和需求。

性暴力以外，「性騷擾」可能是一個讓更多人感到手足無措的話題。什麼算是騷擾？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動輒得咎，只要遇到讓自己不悅的性接觸，就一概可以冠上性騷擾的罪名？這是不是有可能反而鼓動「恐性」的風潮？另一方面，如果性騷擾的議題不被處理，我們是不是繼續放任女性（與性少數）們面對職場、組織等公領域中的不友善和性別權力傾斜，使他們最後只能選擇退出？

這些討論隨著西方社會在此議題上的進展越演越烈。在2017年，好萊塢女星陸陸續續現身說法，分享她們過去在該產業中遭到的性別不友善對待，並繼而發起了#MeToo和#TimesUp等倡議行動，希望終止影視產業內的騷擾和性暴力。對於支持者來說，這樣一場運動的涵義有許多層，一方面在於揭露女性一直以來所遭遇到的不正義，看見即使女性獲得了相對平等的進入職場和公領域的機會，她們卻仍然收到各種直接和間接的壓迫（例如不平等的薪資和過度的情緒勞動）。另一方面，這場運動的目的也不僅僅是「終止暴力」而已，而是創造一個更友善的職場環境，讓女性可以充分、沒有顧慮地自我實現。然而這起運動也引起了某些質疑，有人擔心當這些指控能夠使一個人丟掉工作，是否可能違背了程序正義，或是變成一場獵巫行動，也有人憂慮這樣的趨勢可能會使我們的社會對性的包容度降低，抹煞了性互動中的自由和樂趣，甚至是強化了「男強女弱」這樣老舊的性別觀。

這些確實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們都可以同意，女性應該獲得平等發展的機會，更不該受到暴力的威脅，而性別暴力就是一種壓制女性的手段，透過製造恐懼，壓縮女性的生存空間、維持其附屬的地位。但是，回應性別暴力的方式，也不應該是打造一個「通用」的性互動框架，要求每一個人都按照同樣的「步驟」進行探索與感受。因為性作為一種相對私密的需求，勢必涉及每一個人對慾望、身體、親密感、距離、情感的想像和評估，也就因此產生了很多不一致的步調，以及灰色隱晦而有待協商的空間。比如說，是不是每一種令人感到不悅的性互動都應該被看作「性騷擾」？而這些「不悅」的背後，又其實隱藏了那些更細膩的感受（例如空間被侵犯、羞恥、意願被違背）、反映那些價值觀？

這並不等同於檢討受害者。而是如前所說，性別暴力是一種結構性的暴力，這個結構崇尚某種特定的性別角色，鼓勵男性強勢而掠奪，也要求女性溫順安靜，因此，單單只是定義一種「正確」的互動方式，其實無法解決問題，因為單一的性別想像仍未被打破。相反的，我們必須要鼓勵更多的內在跟外在探索、訴說、分享、嘗試，讓性別互動的腳本更為多元，才有可能打破傷與被傷的循環。

我個人以為，如同任何一種社會運動，MeToo──或是任何一個反別暴力的運動──並沒有絕對「正確而高尚」的地位，運動的內涵應該不斷被反思與檢討，才不會陷入自以為義的境地。但我們也應該留意到，這些反性別暴力的行動不只只是反對暴力而已，更是一場文化上的反省，提醒著我們，從過往至今，我們面對慾望、性、性別的方式與態度有了偏差。

關於「文化」和性別暴力的關係，一個值得我們留意的「信號」或許是，這一年來引起關注的諸多性騷擾事件中，其實多半並非發生在陌生人之間，而是存在於社群內部（例如某個產業或是組織團體）。在這些場景裡，性騷擾的兩造關係可能是工作夥伴、是上級與下屬，或是一同為了某個議題奮鬥的戰友，性騷擾的發生也伴隨著個人的職涯、政治參與和社交等等面向。這樣的關係使得性騷擾議題變得更為複雜：當事人雙方都可能感到被背叛、挫折與迷惘等情緒（受害者必須面對自己信任的人成為傷害自己的對象，而行為人可能覺得對方「反應過大」）；當事人可能擔心自己大驚小怪、憂慮如果提出控訴可能不被身邊的人相信，或是得強迫他們「選邊站」，進而破壞社群關係；當事人也可能害怕自己努力的目標（事業或是政治行動）會因此受到影響。在事件被公諸於世以後，社群內部則必須思考可以如何支持當事人、又該如何「處置」行為人，躊躇於行為人在其他面向的優良表現是否應該被放棄（或是反過來，為他「加分／開脫」）；社群內部其他人的關係又會受到什麼影響，未來社群的氣氛或是工作方式會不會改變，彼此之間的傷痕又要如何修復？

另一方面，明明是應該一起奮鬥與合作的夥伴們，為什麼反而會成為彼此的傷？甚至在某些理論上應該是較為進步、開明的社群裡，性別暴力為什麼還會發生？為什麼許多在其他方面令人敬佩的「好人」們，也會成為性別暴力的行為人？性別終究是照妖鏡，或是我們一直以來看待權力與性的方式仍是太過淺薄？權力關係往往並非扁平的二元關係，而是眾多因素交織的結果。看見其中的交織性，或許是帶領我們理解性別暴力的第一步。除此以外，性別上的「解放」與「平等」是一組缺一不可的概念。當我們追求性別與性的平等時，必須同時對性除魅，才有可能讓以此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實踐自由；相反的，在追求性與性別的解放時，也不該忘記，我們必須致力擺脫那些令特定性別、性別氣質、性傾向不平等的結構因素，解放才不會變成個人的享樂而已。

「解放」和「平等」的重要性，可以從2017年另一個「霸屏」的性別暴力議題中看出，那就是俗稱為「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的「未經同意散佈他人私密影像」（Non-Consensual Pornorgraphy，NCP）。顧名思義，這指的就是未經他人允許，私自地公開、傳播、分享對方的私密照片、影像，例如裸照。

其實這也不是一個新鮮的現象。年紀大一點的讀者或許還記得2001年時立委候選人璩美鳳的「性愛光碟」事件，當時璩在進行性行為時遭到偷拍，隨後性愛影片不僅被週刊以光碟形式出售，更在網上瘋傳。時序近一點的事件則有數年前的「李宗瑞案」，李涉嫌連續迷昏並性侵害多名女性，並且在未經對方同意下拍攝性愛照片，隨後照片被散佈、照片中的女星和模們成為媒體追逐、民眾討論的對象。在國外，則有好萊塢女星們因為雲端帳戶被入侵，而使得個人私密照曝光的事件。

2017年年底，一個攝影師在一場群交派對中拍下許多照片，並發布於自己的Instagram帳號上。雖然這些照片都沒有參加女性的正面，卻仍舊有民眾立刻展開了「人肉搜索」，找出這些女性的社群網路和私人資訊。儘管攝影師隨後將照片刪除，也已經阻擋不了網路鄉民們蜂擁而來的「求檔」詢問。

除了上述的案例以外，另一個常見的「未經同意散佈他人私密影像」情境則是情人在分手後，出於報復心態而曝光在交往期間與前任伴侶一同拍攝的照片或影片。此外，除了女性以外，同志也經常成為這類暴力的受害者，而除了隱私被揭露以外，同志們也可能因此面臨被迫出櫃的風險。

私自散佈個人私密或性愛影像是一種對個人隱私和性自主權的侵犯，一個人在關係中同意拍攝影像，並不賦予其它在場者事後未經同意傳播的權力。此外，這樣的行為之所以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暴力與威脅，也來自於我們的社會對性－尤其是對女性的性－的想像。當我們性視為一種羞恥，或是一種只能在婚姻關係裡「奉獻」給另一半的物品，進而以「保護」之名，對女性的性自由進行各種管制時，「曝光性」的殺傷力就變得合理而且強大了。此種暴力一來源自於性的不解放，二來也受惠於性別的不平等，因此使得某些性別或性傾向的人，在實踐性自由時，卻必須冒著被傷害的風險。因此，面對這樣的暴力，要求當事人「不拍」絕對不是解方，甚至單單要求觀眾們「不看」也無法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拆解性的迷障與污名，在鼓勵各種不同的性實踐，更挑戰不平等的性別規範和位階。

性別暴力是一個看似直觀卻也複雜的議題。討論性別暴力的目的並非讓「性」－包括各種與性相關的討論和互動－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相反的，直面性別暴力，正是因為我們需要性，而且應該要享受性。我們需要建造一個更平等的性文化，在這個文化中，不論是哪一種性別、性傾向、性偏好，都可以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獲得被探索和享受的自由，而不需要感到恐懼或抱歉。

→本文轉載自Queerology
http://queerology.net/2018/02/2017-gender-new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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