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滑手機的時候，你是否也曾被某句話「電」得瞬間清醒？螢幕上只是一則看似無關緊要的新聞片段，或是一條輕鬆搞笑的短影片，可那幾個字卻像細針扎進指腹——不是劇痛，卻隱隱作響，讓人忍不住倒抽一口氣：「欸，這哪裡怪怪的？」畫面還在飛快更新，演算法早已推送下一則內容，可那股怪異感像刺青一樣暫留在心口，提醒著我們或許不是偶發個案，而是結構性偏見在數位時代的最新面孔。

 

▍厝若欲興，某丟愛照三頓揍？

 

今年三月，棒球國手陳傑憲在一檔 YouTube 節目中接受台語大考驗，口中順勢冒出「厝若欲興，某丟愛照三頓揍」。一句把家暴視作興家秘訣的俗諺，隨著影片滾動播放而在社群媒體炸開。隔天他火速道歉，媒體則熱衷比對他同場也提到「聽某喙，大富貴」這樣看似尊重妻子的俚語，試圖「中和」他失言造成的傷害。當社群目光迅速移到下一則新聞，留下的只是許多人心頭隱隱的皺眉：為什麼我們仍對這樣的句子毫不設防？這股「怪怪的」不安究竟來自何處？

 

追溯這句俚語的脈絡並不困難。台灣在通過性平三法後已有二十餘年，婦女遭受家內暴力不再被視為「家務事」，多數人聽到「揍妻三頓」的說法會即刻意識到不妥。真正難的是進一步看見隱藏在另一句「聽某喙，大富貴」裡的預設：「如果男人本來就會聽妻子意見，何須特別以一句諺語來勸勉？」表面看似正面，其實仍把女性置於被賞賜尊重的位置。語言內建階序，這些無心脫口的片語，也成了傳遞權力關係的快車。媒體若只聚焦於「他已道歉」的戲劇張力，而沒有將視角推進到語言背後的制度，也就錯失了讓大眾意識到家暴文化脈絡的機會。

 

要理解這種結構性的遺緒，必須先把「媒體」想得更寬。今日的資訊流動不再經由排版台與攝影棚獨占審核，臉書、抖音、LINE 群組上的每一次分享，其實都把我們推向「非專業記者」的位置。當你按下轉傳鍵，你同時也在替某種敘事背書，新聞工作者接受倫理訓練，社群使用者卻往往憑直覺行事。然而演算法的強大，使得直覺瞬間擁有傳播力，足以改變輿論版圖。閱聽與發布的界線消失後，媒體識讀的責任被平均分攤到所有人肩上，卻也更容易被忽略。

 

▍問女人問題，問其他問題，問我可以做什麼？

 

回到「怪怪的」直覺。台大法律系教授陳昭如曾在訪談裡提出「問女人問題，問其他問題」的操作法。先在腦中把任何文本重播一次，並且插入「那女人呢？」這樣的提問。你會驚訝於許多報導把女性描繪成沒有主體性的角色，或者乾脆讓她們缺席。如果這一步已經讓你嗅到偏見，那就往下追問「那其他人呢？」同性戀、跨性別者、移工、原住民、不同階級的群體是否也被遺忘？這樣的多層次提問可視作一種雷達校準，逼迫我們拆解語言裡的權力設定，而非僅僅停留在「我感覺被冒犯」的層次。[1]

 

這套方法在流行文化領域尤其受用。短影音當道，每隔數月就有新的洗腦神曲占據青春校園和夜市攤販的喇叭。前陣子紅遍大街小巷的〈愛你真的梅辦法〉，歌詞裡一句「我坐上帕拉梅拉，你還在五六七八單親媽媽」迅速被年輕人改編成口號。仔細咀嚼便會發現，詞句不僅把單親媽媽當作嘲弄對象，還巧妙地把「宮廟少年」與「成功人士」對置，嘲諷社會階梯上的相對位置。性別偏見因而與階級鄙視糾纏在一起，構成一場複合歧視的煙火。演算法不分善惡，只挑選高迴響的內容推送；當我們不加思索地跟唱時，也就等同於把這套偏見包裝成幽默，再餵給下一輪使用者。

 

許多人會說：「脫口而出的話最真誠，何必上綱？」然而語言從來都不是中性的。「當家暴被當成興家配方、當單親媽媽成為羞辱的代名詞、當聽妻子話被描繪為特殊舉動」，這些訊息如同潛伏的程式碼，不斷刷新人們對性別與權力的底層設定。要改變這些設定，光靠個人警覺還不夠，集體討論與文化翻譯同樣重要。從新聞編輯到YouTuber 製作團隊，從校園社群管理員到無數次的分享與按讚，每個環節都可能是扭轉敘事的節點。

 

那麼，當一個普通閱聽人在察覺「怪怪的」之後，究竟能做些什麼？首先，是降低推播歧視內容的機率，不在群組裡無註解轉貼新聞連結，不因節奏洗腦就附和唱和；必要時在分享時加上一句說明，指出潛伏歧視並引導討論。其次是練習「重新命名」，問自己有沒有更好的稱呼法，把「單親媽媽」還原成「單親家庭」或乾脆直呼當事者名字，讓身份不再是笑柄。最後，是主動把舞台讓給缺席者，在閱讀報導時思考，若換成移工女性或跨性別者，故事是否仍被同樣書寫？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不會立即顛覆主流，但卻在日常層面持續鬆動固著的結構。

 

誠然，要在 280 字的推文洪流裡撐起深度對話並不容易。可是每一次停下滑動、抬起頭確認語義的舉動，其實都是在為公共討論創造空隙。當這些空隙累積，媒體製作者會開始意識到，觀眾不再滿足於「他已道歉」的標題黨，而是要求看見架構暴力的脈絡；音樂創作者可能發現，廉價的性別嘲諷不再自帶話題流量；教育者也能把課堂延伸到 TikTok 與 IG Reels，指引學生辨認旋律背後的偏見。

 

陳傑憲事件過去數月，輿論早已轉向新的焦點，但那股「怪怪的」提醒仍值得記下。它提醒我們，性別正義從來不是一次道歉或一條修法就能完成，而是一連串不斷翻新的語言工程。每個人既是這項工程的工具，也是監工。當「問女人問題」成為日常的自動反射，當「問其他問題」成為自我要求的底線，當「問我能做什麼」讓我們在分享與不分享之間多出一秒鐘思考，家暴俚語與貶抑歌詞或許依舊存在，但它們不再能悄悄滲入社會肌理。

 

若要讓性別平等的觀念真正落根，終究得以社會對話取代單向斥責。媒體與讀者本是共生，新世代的媒體識讀不該只教人辨識假新聞，更要教人辨識「正常化」差別對待的敘事。從教科書到新聞標題，從鄉民梗圖到廣告標語，我們必須共同培養一種「拆字再造」的能力，把幽默、懷舊或傳統外衣中的暴力元素一一指出。這門功課所需的不是高深理論，而是持續的警覺與細緻的同理。每一位讀者都可能在下次聚會裡輕輕地補上一句：「這句話其實是拿家暴當玩笑耶，你覺得呢？」那也許會讓對話空氣尷尬幾秒，卻可能種下改變的種子。

 

結構因行動者的日復一日實踐而維繫，也必須靠行動者的日復一日實踐而改寫。當我們把「怪怪的」化作提問，進而轉為具體行動，每一次點擊、每一次說明、每一次拒絕轉傳，都在敲動權力的磚瓦。或許改變來得緩慢，但正因循著眾人的步伐，它終將抵達。記住，改變一個社會，需要整個社會參與，而我們都是社會中的一分子。